1948年秋天，东北的秋风呼啸，山河变色。

国民党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在解放军的炮声中变得岌岌可危。

55万国民党军像被惊吓的鸟退守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座孤立无援的城市，等待最后的命运。百万解放军则蓄势待发，准备南下，势要终结这片土地上的战乱。一场关系中国未来的重要战役——辽沈战役，即将开始。

在国共两党的最后决战阶段，东北战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。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卫立煌坐镇沈阳，指挥着55万大军，其中正规军48万。然而，庞大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弱点：兵力分散，各自为战。沈阳集结了第八、第九兵团约30万人，长春由第一兵团约10万人驻守，而锦州则由第六兵团约15万人扼守，名义上由锦州指挥所指挥。

这种分散的部署，使得国民党军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，为解放军各个击破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与国民党军的窘境相比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则兵强马壮，70万野战军加上33万地方武装，共计103万人的强大兵力，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压倒性优势。

辽沈战役，这场历时52天，从1948年9月12日持续到11月2日的战略大决战，共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，目标直指锦州。东北野战军主力挥师南下，突破北宁线，将锦州这座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地团团包围。10月15日，锦州解放，10万守军全军覆没，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范汉杰、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高级将领成为解放军的俘虏。

锦州的失守，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南逃华北的退路，也预示着整个战役的胜负天平已经彻底倒向了解放军一方。锦州解放的捷报传来，更是动摇了长春守军的军心。10月17日，长春守军第一兵团副司令曾泽生率部起义，19日，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也率领残部放下武器，长春宣告和平解放。

锦州和长春都已被解放，东北国民党防御体系彻底崩溃。

驻守沈阳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受命，带领10多万人组成西进部队，想夺回锦州，开辟退往内地的路线。

廖耀湘的西进计划正合解放军之意。在辽西的黑山和大虎山一带，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早已布下严密的包围圈。

一场激战随即展开，到10月28日，廖耀湘的部队被全歼，廖耀湘本人也被俘虏。

第二阶段战果巩固，辽沈决战胜利根基已立。

29日，解放军抵达沈阳城外，全面向守军发起攻势。

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，11月2日沈阳得解放，守敌13万被消灭。

同一天，营口也宣布解放。这样，持续了52天的辽沈战役取得了胜利，东北地区全部解放。

这场战役，不仅是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之一，也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。

国民党军损失惨重，1个“剿总”总部、4个兵团部、11个军部、36个师部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计47万人被歼，东北地区彻底被解放军掌控。

在国民党东北“剿总”内部，复杂的指挥体系和将领之间的矛盾，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失败。

卫立煌作为总司令，名义上统领东北所有国民党军队，但实际上，各兵团之间各自为政，难以协调一致。

副总司令范汉杰、杜聿明、郑洞国、梁华盛等人，各怀心思，在战略决策上难以达成共识。参谋长赵家骧等高级幕僚，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在锦州被俘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也在锦州战役中被俘。长春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最终选择投降，而西进兵团司令廖耀湘则在兵败后被俘。

在“剿总”下辖的部队中，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的两个军六个师，孤守长春，最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政治争取下，走向了不同的结局：曾泽生率领六十军起义，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则在长春解放后投降。

锦州指挥所指挥的第六兵团，下辖四个军十四个师，虽然兵力不少，但由于指挥混乱，最终在锦州战役中全军覆没。第八兵团，在战役后期改称守备兵团，负责沈阳的防守，但最终未能阻止解放军的攻势。

第九兵团，即廖耀湘的西进兵团，集结了包括新三军、新六军在内的多个精锐部队，却在辽西遭到毁灭性打击。

除了上述几个兵团，“剿总”还直辖了多个军级单位，例如第六军、新编第一军、第四十九军、第五十二军、第七十一军以及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等。

这些部队，有的在战役中被歼灭，有的则在突围中损失惨重。例如，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、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等都在辽西战役中被俘。

辽沈战役取胜，靠的是解放军强大的实力，还有高明的战略和政治攻势。

他们用分割包围、逐个击破的战术，把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防守给击破了。

同时，争取国民党官兵的政治工作加速了他们军队的崩溃。

比如，曾泽生率领的部队起义，对长春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辽沈战役的胜利宣告了东北全境的解放，并为解放战争的最终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，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改变了北方战局，也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的士气，加快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。